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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明看看祝义，苦笑了。眼前的祝义，是一位业务骨干，新冠疫情发生后，他带着他的团队，直接管理抚民医院新冠肺炎重症病房。他们已经累死累活几个周了！有时候就睡在地板上或椅子上。他们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，每分每秒与死神抢人，无论生死，不计名利，完全是在尽一个医生的本职！他们没有丝毫懈怠，视他人生死为己之生死。自己作为院长，我有什么理由说这么多的“不准”？我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提这些近乎苛刻且毫无道理的要求？自己作为院长，连自己全院上千名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安危都无法保证，又有什么脸面在这儿指责要求他们？李明的内心无比纠结，十分惭愧。

    但是，李明是院长，他除了面对下属，还要面对上级，面对社会，面对大众，面对病人，面对领导，他也难呵。

    祝义的泪水流了出来。他说：“我和同事们每一次进重症室医治抢救病人，每一次都是一场生离死别，我们也是人啦！我们面对疯狂的病毒，打仗我们不怕，生死我们不怕，但是我们需要设施设备、物资啊，呼吸机、ECMO机、防护服、口罩、隔离设备、甚至是血浆……如果上级不解决这些，只是让我们这不准那不准，只是让我们加油，我们再加油，再拼命，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！”

    孙爱兵说：“老百姓得了疑似新冠肺炎，东奔西跑等检测，等床位，医院留观室都躺满了人，有的患者不属于医院留观的疑似病人，他们也在急诊室门诊部呆着。他们说，在家是等，还不如在医院等，说实在，我们到了最紧要、最危险的时刻！”

    祝义说：“我们又有几名医护人员出现了疑似新冠体征，我们自身难保，又怎么去救别人！”

    此时的李明，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折磨着。他知道祝义和孙爱兵所说的一切，可是现在的抚民医院，就如被病毒围攻的一座小岛，而且恐慌又在掀起惊天骇浪，似乎要把这座小岛吞没。他和全院的医护人员就是坚守在这座小岛上的战士。他顶住上面的压力，他承受社会的压力，他承担医院的压力，他忍受大量病患人们的压力。他处在漩涡的中心，他受着多重的夹板气！但是再难，也要扛住，也要顶住。

    李明看了看大家，眼眶湿了，强忍住泪水，说：“各位同仁同事，我是院长，也是一名医生，更是大家的兄长，我和你们同在一条船上，同守一座小岛，刚才说的几个不准，不通知，不发文，就算我个人的意见吧！但是当我们的所有选择都不被允许时，我们最后的选择就是忍受或沉默！”

    这时，吴爱春站起来，说：“我不能忍受，我不能沉默。我给你们讲述昨天值夜班时，发生在急诊留观室的一件事。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他在出租房内坚持了七天，到处跑医院，各个医院都是排满了病人，最后他来抚民医院排了三天队，确诊疑似留观。在留观室又等了三天，病情恶化。他跪地求着我，我发现已经不行了。但是没有病床，重症室排到了几百号人，转院也转不去，我怎么救他？我看着他与未婚妻视频。他女朋友在外省一个县城，也给我下跪求救。我无能为力啊！我没有特效药，没有设备，没有病床，一句话，我没条件救他，我只有同情，我无回天之力。夜里十二点，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我尽力安慰他。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向我要了纸和笔，给他女朋友写了几行字：“亲爱的，我恐怕不行了，我们的梦，婚纱梦，房子梦，宝宝梦，一切都化为了泡影。我不在了，你不要过于悲伤，再找一个男朋友，这个人一定要爱你宠你。纸条上的这串数字是我的银行密码，我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吴医生。吴爱春大夫，他会联系你！”吴爱春说着，把那份遗书和那个年轻人的身份证、银行卡放在了李明面前。

    李明神色凝重，交给在场的办公室主任，沉默片刻问：“那个年轻人的遗体呢？”

    吴爱春说：“还在留观室。”

    李明等人来到了急诊室留观室，发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门口，胸前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道：“我来自湖南，我来当一名志愿者！”

    这个小伙子叫程东，个子不高，短发，方脸，神情刚毅，戴一副近视镜。他昨晚搭一辆救援武汉的货车，今天来到了抚民医院。他不知道志愿者在哪报名，也不知道志愿者可以帮哪些人做什么事，于是就写了个牌子，挂在胸前。

    李明停住脚步，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小伙子，问：“你想做志愿者？”

    程东点点头，说：“是，我应当来做一名抗击新冠肺炎的志愿者。”

    李明问：“你从湖南这么远来，家住哪里？”

    程东说：“我家在长沙附近的一个县，雷锋的故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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