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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分行如此风光，总行也不甘示弱，按照章程，人民银行总行不能开展存贷款业务，但总行有其它的妙棋，代理债券就成为生财之道。六千万北疆建设公债全部由人民银行总行代理发行，期限三年，年息七厘，一次还本付息。作为代理行，可以九八折扣获取债券，一转手就获得了120万的净利润。另外，由于各地分行没有发行纸币的权力，要想获得人民币，必须将一部分银元运至总行做准备金，总行可以利用这部分银元，在市场上做金银差价生意，所得又是不菲。更妙的是，北疆各省已取消了元以下级别的硬币，所有铜钱一律用纸币代替，总行回收后，又将这些铜全部出售，部分卖于南方各省铸造铜元，部分卖与沈阳兵工厂生产军火，相当于又小赚了一笔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人民银行和北方实业之间已具备了“金融寡头”的特征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，居然出现了帝国主义地典型特征，让秦时竹和何峰哭笑不得。其实，金融寡头是一种相当有效率的体系，好处就在于稳定，不遭遇大的经济危机（如1929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）是不会有风险的。考虑到事业初创，过多变动对经济建设不利，秦时竹对此还持肯定态度，但在将来，等市场成熟，民族资本家壮大，这种关系肯定是要剥离的。

    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，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，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。他们商议提出辞职，不做此“伴食之阁员”。唐绍仪也极表赞成，说：“公等辞职后，我亦借此以辞。”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。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地协议，并得到了袁世凯地同意。当时，顺直谘议局也赞同王芝祥督直，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。唐绍仪自从袁世凯制造兵变后，对袁有所看清，考虑到南方实力不能达到北方，暗中和孙中山商定，运用政治手段，使革命势力扩展到北方。除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外，还计划让柏文蔚出任山东都督，黄兴为南京留守，掌握5个军的部队。保全实力，以待变化。

    当时为了巩固自己地地位，袁世凯曾表示“此事好商量”，唐绍仪信以为真，就通知了直隶议会。准备按原计划操作。但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，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。因此。当5月23日王芝祥到京后，袁世凯表面上对王称誉不绝，大排宴席，并聘为高等顾问，每月给车马费800元，礼遇优厚，背地里却和冯国璋、段祺瑞等商议，决定利用一箭双雕的计策。利用此事排挤唐绍仪，试探同盟会。唐绍仪不是说王是“北洋民意所在”吗？袁世凯就来个针锋相对，搞出“北洋军意反对”。

    冯国璋、王占元等十余人秉承袁世凯地旨意，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，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“绝不承认”，“且极愤懑”。他们说非有“声威兼著，在直隶有年，感情甚孚，及军界素仰望者。难资镇慑”。随即，袁世凯就发出两道命令，其一是“都督责权重大，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”，要查明请王督直的电报，是否系奸人擅自发电，如果查实。要予以严惩；其二斥责军人不应“迎拒主将”。大讲不许军人干涉政治。看起来似乎是各打五十大板，实际上却以军队反对为借口。拒绝了直隶都督的任命，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，协助黄兴遣散南方军队。

    王芝祥能否出任都督，直接关系到内阁的威信和权力，如果袁世凯阻挠，内阁就会变成总统府的附属机关，责任内阁就无从谈起。唐绍仪在此事上坚持自己地方针，认为不能因军队反对，失信于民，力图挽回，一再要求袁世凯尊重《约法》，甚至不惜跑到袁世凯的府上去和他吵。

    袁世凯大怒，说：“王是革命党人，如果让他督直，不亚于引狼入室，将来他和南方联合，我们还有余地吗？”

    唐绍仪苦口婆心地劝说：“我们既然先前已经答应，现在就不能食言。”

    “是你答应的，我并不知道。”袁世凯耍起了无赖。

    “不管你现在答应不答应，这是责任内阁地权力，我要发布命令。”见袁世凯这样，唐绍仪开始发飙了。

    袁世凯没想到唐绍仪居然敢这么对他说话，愣了半天，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：“我不盖印就不能生效！”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袁、唐二人公开闹翻，但唐绍仪也不甘示弱，“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”，袁世凯既然不给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命令盖印，唐绍仪也还以颜色，拒绝在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的命令上签字。不料袁竟无视《临时约法》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，几天后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，对内阁的权利表示十足的轻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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