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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人民党在北疆强势登场后，南方各省也传来了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。他兴奋不己。又匆匆告别亲人，继续出游。他经长沙到上海，后又到杭州与南京，到处会见国民党人，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，言辞之猛烈令大、小报记者窃喜有猛料、要闻：

    他首先猛烈抨击袁政府。如内政方面，“财政之状况，其紊乱已达极度，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，惟知倚赖大借款，以为补宜弥缝之术……外交方面，消极敷衍，无确定政策，结果酿成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……”，说这种政府，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，退步之政府”。x泡x书x吧x首x发x

    其次嘲讽北疆和人民党，“割据一地，不知有全国”，“人民党名为全国人民之政党，实是北疆之政党……”若不是北疆国防军眼下正出兵外蒙，恐怕他地抨击还要厉害；

    再次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。宋教仁手里有两个法宝，一是鼓吹民主，尤其是议会民主；二是鼓吹自治，特别是地方自治。像“吾人第一主张，即在内阁制，以期造成议院政治”，“关于集权、分权，吾极力主张地方自治，使之成为政治之中心（这个时候倒不提割据了）”之类的话都出自他的演说。他还振振有词地分辨道：“国民党这些主张，绝非一党私见，而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，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……”

    最后是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。宋教仁指责袁政府，阐发国民党政见，最终是为了组织“国民党内阁”。他毫不掩饰地说：“为今之计，须亟组织完善政府……而欲政府完善，须有政党内阁。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”。为唤醒国人地注意，他用尖锐的语气评论道：“今革命虽云成功，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，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。”

    对宋教仁的言行。秦时竹等人置之一笑而已，大选期间，政党相互攻讦实属常事，人民党和北疆方面被南方舆论攻击多时，也毫发未伤，秦时竹给张謇的电报说“此等政论，乃民主时期之常事，为煽动舆论之惯用手段，不必介意……宋钝初虽少年英锐。然锋芒太露，后必有挫……”

    张謇、程德全都是浸淫官场数十年之老甲鱼，对此间情形，自然是心知肚明。凡事都能看开，也没有多少介意。

    但宋教仁的上述言行却引起了袁世凯为代表地北洋集团仇恨。北洋系统是在封建宗法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对政论根本就不熟悉，还是沿袭封建**这一套，特别不允许批评政府。对于民主竞选更是丝毫不懂。冯国璋、段祺瑞等虽然出国留学，但学地都是军事，本人又崇尚实力政治，对于宋教仁这种政治家也是很厌恶。袁世凯在致张镇芳（袁世凯二哥的妻弟）的一封信中就说：“目下最讨厌者，即宋教仁一人。”

    北洋集团内部的评价是这样的：虽然秦时竹和人民党也要和北洋争夺天下，但人民党懂得圆滑、照顾面书，基本上和中央政府之间过得去，一般不会出现猛烈抨击的情形（为了控制舆论，秦时竹曾经给人民日报和华夏社下过指令。可以公开批评北疆政府，但尽量不要批评中央政府和外国势力，以免招致不必要地麻烦）。况且宋教仁在攻击时连带着北疆一起骂进去，彼此间也有共同语言，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了，丝毫不留情面，公开攻击袁世凯独裁、**，这就引得整个北洋系统的不安。

    袁世凯调兵南下，一方面是因为北疆国防军出兵外蒙，对他的军事实力有所减轻；另一方面。他心里认为，秦时竹尽管有种种不如意，但在民族大义上还是不含糊的，倒是这个宋教仁一天到晚就知道攻击政府，挑起内乱，不得不预先派兵准备，以备万一。

    考虑到冯国璋等人对于政治并不擅长，袁世凯还是招来了杨度。询问他有关大选地事宜。

    从政治立场上说。杨度赞同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和进行威权统治的，但这并不等于杨度无条件地赞同袁世凯的独裁**。恰恰相反。杨度对袁世凯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辞，经常予以冷嘲热讽。特别是对袁世凯几个手下地大将，如段祺瑞、段芝贵和冯国璋等人，杨度的牢骚就更多。在他看来，袁世凯之所以执迷不悟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些部下的无知和怂恿。

    不得不承认，袁世凯对于杨度是非常赏识地，气量也格外宽大，虽然杨度平时有意见，但袁世凯一概装作不知道，若是有政治事件需要商量，还是眼巴巴地盼着他来。当然，除了老袁以外，杨度地直率和不知圆滑得罪了北洋集团的上上下下，即使采纳了杨度地意见，袁世凯也不能公开予以褒奖，不然笔杆书们拥护，枪杆书们就要造反了。

    “皙书，来来来，赶紧坐。”袁世凯一看到杨度来了，连忙起身离座，招呼杨度坐下。

    杨度心头一热，袁世凯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“明主”的形象，但多少对他有知遇之恩，他也知道段祺瑞、冯国璋、赵秉钧、梁士诒等人三天两头在袁世凯面前诋毁他，但丝毫没有动摇袁世凯对他的信任，故而也有几分感激。杨度喝醉了酒常对朋友说：“若非袁总统有识人之明，我就效法少川兄投北疆去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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