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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。早在此前，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吧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，除部署军事外，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，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，组成“战时内阁”，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，增强了战争气氛。

    此时，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。孙中山电令广东**，而广东不听，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，亦不听。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，讨论兴师北上。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，扬言：“倘有径行出师、反抗中央、自召灭亡者，过虎门时，当以巨炮对待。”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，胡汉民无可奈何，选罢出师之议。

    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，国民党都是在犹豫、动摇、观望、变乱、内讧地气氛中度过的。柏文蔚虽曾有皖、赣先行发难地建议，但顾虑到皖、赣军力薄弱，态势突出，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。不得已，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**，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，兵、饷、械均缺，根本难以对抗，实属有心无力。

    广东力量虽雄厚，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，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，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。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、皖、粤、湘四督的联盟，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地态势下，国民党已未战先乱。

    5月30日，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，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。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、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、洪尚未到案，请求缓期开庭公判。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、程到案。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，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、司法总长任命，不符合《临时约法》地规定，没有开审资格。山于原告、被告双方律师抗告，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，不得不宣布退庭。

    在此期间，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黄复生（谋杀良弼也与此人有关）、参议员谢持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**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。企图暗杀袁世凯。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自首，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，编造假供。谎称黄兴组织“血光团”，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。

    北京当局对所谓“血光团”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，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。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。但他作为为议员，搜查他地住宅又末获证据，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。谢随即逃离北京。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，6月4日。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、检两厅，加强了对司法机关地控制。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，传居住租界地黄兴到案对质。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，只因京厅证据不足，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。

    黄兴地作法（无论是暗杀还是对质）。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。宋案早已陷入了“公判不成，律师抗台，法庭冰风、政府抵制，不但事实不进行，连新闻都没有”的冷落局面，所谓法律解决，完全成了空谈。

    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，同样没有任何成效。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，宋案法庭无能为力。国会瘫痪。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，汪精卫、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。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（南北和谈时，正是此人居间调停），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，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。

    汪、蔡与赵拟定地调停的基本条件是：国民党方面，顾全大局。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，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地主张自然消灭，罪名到洪述祖为止，同时孙、黄自行声明“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”。而袁世凯方面，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，军人不得干预政治，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，并申明在正式宪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换，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血光团案，停止票传黄兴等等。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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