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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总统、总理、诸位，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地。方才如梁总长所言。因为各大列强都已采用金本位，我们吃亏不小。赔款、外债本已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，再加上镑亏，简直苦不堪言。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，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，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的制度。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，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。

    故鄙人主金本位。”

    岑春煊随后发言：“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（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，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方是铜本位）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，我国一直都以银、铜作为大宗货币，人民相熟已久，断然更改绝不适应，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的，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。發^^”周学熙侃侃而谈，“梁总长分析的很透彻，近30年来，世界银价持续下跌。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。但反过来说，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。我国货币发生贬值，外国货币发生升值，这对于还债是不利的，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。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，从长远来看，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……”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，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。

    梁士怡最后发言：“鄙人以为，金本位制虽甚美善，但条件不具备，既缺乏黄金，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，不能断然采用。以今世界大势论，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，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，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，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，作改进金本位的预备。我一贯以为，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。”

    关于本位问题，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，但他最大地优势在于洞察历史。金本位虽然好，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，历史上一战结束后，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，对中国而言，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。况且，在一战其间，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，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的前景，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地选择。

    “诸位的主张我都听了一遍，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地分歧。第一，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本位制度；第二，都看到了金本位的优势和我们的条件限制。综合起来，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，我的意见以银本位适宜，将来若是条件成熟，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，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地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。镑亏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，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的扩大出口，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，两项抵消，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地那么大。因此，我赞同燕孙兄的主张，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，将来可再次进步，诸位不妨再讨论下……”

    众人议论来议论去，发现张謇、周学熙、梁士怡、陆征祥等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，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，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，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……

    “第三件棘手的事情，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圆，不知如何处理？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圆为主币，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。”

    制钱俗称铜钱，外为圆形，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，应和天圆地方之意……制钱之铸造。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，民间不得私铸，有清一朝，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，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。户部有宝泉局，工部有宝源局，皆因袭明之旧制，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、宝源，清代则只限于京局。咸丰三年(1853)后。因洪杨（太平天国）起事，财政空虚，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。创钱充作军饷。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，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。各局亦多相继停闭，同时因外国银圆畅行各地，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，同治年间铸局剧减。及开始铸造铜圆之后，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。除宝泉、宝源二局而外，无局肯制钱。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，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、局匠生活，所以没有裁撤。

    梁士怡介绍：“银圆流行前，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（每串1000文），后逐渐减少，清廷为搜刮人民，每每变更制钱分量，铸造大钱（如当十、当五十等），更有夹杂铁、铅等杂质之举，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。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。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，现在市面行情。每一银圆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。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，但据财政部分析，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，因为都是前朝货币，继续使用不太妥当，但如何收回，财政部深感头痛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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