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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女人放下步靴，找来一双木底的猪皮靴来，很是耐脏。

    “玉米，或者高粱。”

    张竹知道妻子是宅中女子，随口道：“冬小麦九月播种，五月收，农夫还得再种一茬玉米，这个产量高些。”

    “不得闲咯！”

    叹了口气，他一身皂服，红黑相间，倒是显得很是威风。

    与其他的衙役不同，他胸前的白色补子上，写了个大大的税字。

    他就是淇县的税吏。

    走出三进的宅子，他坐上马车，施施然地抵达了通判衙门，挎着刀就走了进去。

    路上，许多同样皂服的小吏，则恭敬行礼，只是因为他们胸口没有税字，只是淇县数百名的白役之一。

    通判衙门略小于县衙，同样也是前衙后堂模式，占地约三十来亩，房屋五十间。

    偌大的衙门并非通判专属，实际上分为了四部分。

    最大的是案堂，顾名思义就是审案的，包括通判老爷的卧房。

    其次是推官，被誉为二老爷，专门负责案情审判，只要不是命案，就由他审判。

    第三，自然是牢狱，其占地十余亩。

    其中，看押重罪犯的“监”，拘禁轻罪犯人的“羁铺”，羁押欠债罚赎人质和人证的“差馆”等，拥有层次分明的三级牢狱体系。

    最后，则是商税局。

    商税局由之前的县衙税课局改名而成，专门负责征收商贾、侩屠、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，以及如今的农税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，抢了县衙户房的权力，掌管本县所有的赋税。

    而商税局则是由通判管理。

    审案，看押，征税，通判的职责不小。

    待张竹抵达衙门时，商税局的大院中，已经聚集了近六十号人。

    而像他这样正经的吏员，只有五个，白役是其就九倍，在县衙中仅次于三班捕快。

    正吏是有编制，有朝廷发的钱粮，而白役则是吃县衙饭，一旦某年县衙没钱了，就会拖欠，而且随时会裁撤。

    税吏与普通的衙役最大的区别，在于他们可以挎刀，甚至衙门中常备马骡，巨大极大的威慑性和机动性。

    有时候碰到刁民，县衙还不得不支使税吏。

    商税局的司吏穿着八品的绿袍，头戴乌纱帽，挺着大肚子，施施然而来。

    他也不啰嗦，在台阶上的椅子坐下，眯着眼睛道：

    “咱们忙的时候到了，规矩你们都懂，宁可多收，也莫要漏收，多收了顶多乌纱帽不保，漏收了就拿你们的家底来补，全家流放——”

    底下一群税吏低头不语，面色平静。

    农税和商税统一之后，赋税的征收不再由地方掌控，商税局虽然由通判监察，但实际上却受到了财部的直接领导。

    每一任司吏，虽然财部无法任选，但却能罢黜重任。

    这种双重管辖，让商税司戴上了紧箍咒。

    像前明，以及其他历朝历代那样，随意征收杂税，新开杂税填补用度的做法，根本就行不通。

    新明主打的就是一个控制。

    “好了，全县刚好十个乡，一人两个，七天内必须完税，十月底要运至府城，可不能耽搁了。”

    司吏随即分配起来名额来。

    各乡有富有穷，普通情况下都是一富一穷，如果跟司吏关系不好，那就是两穷，关系好则是两富。

    富者在平原，穷者在山地。

    显而易见，张竹不好不坏，得了一穷一富，赵家镇，左后堡。

    马厩中，他领了一头骡子，两匹驴来，领着十名白役出了城。

    只是张竹一人骑骡，余下的两头驴空荡而行。

    一行人浩浩荡荡，惹得路人瞩目，不敢多言语。

    “去赵家庄。”白役问询时，张竹随口道。

    赵家庄处于官道旁，交通便利，平原众多，可为富庶，而左后堡则是卫所该制而来，地处要地，但却穷了些。

    一行人抵达镇中时，乡三老们早就在路边迎接。

    寒暄片刻后，就酒楼伺候。

    酒足饭饱，还不待众人反应，乡里就塞了一些土特产入众白役腰间。

    不多不少，十块银圆。

    而到了张竹这，则是两张百块银圆的银票。

    “这是天下钱庄的票子，您随时可以兑现。”

    捏着银票，张竹不置可否，他眯着眼睛：“这可不符合规矩！”

    往年都是一百银圆，如今翻到了一倍，这可让人惊诧。

    他就这样直接看着这位乡长，毫无顾忌礼节。

    一旁的乡老和乡警，则想要言语，却被乡长阻止。

    他披着一件缎袍，方脸上依旧是笑意：

    “村里近些年多种了玉米，多在那山岭上，这不是想让公差们少跑些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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